關鍵詞：文學社;小鎮;生活;滴翠;堅守
作者簡介：
小鎮+青年+文學社=？
在“人人以文學為榮”的上世紀80年代，廣袤鄉村興起無數文學社。成立個文學社，似乎泥土就散發著芬芳，理想閃爍起光芒，腳踩大地的農村青年仰望星空，心中念著詩與遠方。
骨感的現實撞擊著豐滿的理想，且不說那些“成立之日即死亡之時”的鄉村文學社，即便是左沖右突留下來，經過時光浪潮的淘洗，還能活得有個樣子的，寥若晨星。
在重慶市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上，有這晨星中的一顆——滴翠文學社。成立31年來，文學社歷經4任社長，會員200餘人，其中1人獲范長江新聞獎，11人加入重慶市作協；創作發表、出版文學作品5000餘件，其中長篇小說13部、中篇小說40餘部，80餘篇收入各種選本，有的登上《詩刊》《北京文學》《星星》《延河》等文學期刊。
基於此，青木關鎮被重慶市作協命名為“農民文學創作基地”。
這個距沙坪壩區政府33公裡，轄2個社區5個村，戶籍人口僅2.7萬，加上流動人口也就6萬多人的西部小鎮，緣何能挺立這樣一個文學社？
作傢是講故事的人，滴翠文學社的鄉土作傢也不例外。往常，他們追隨著鄉土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進程，大都在講別人的故事。陽春時節，我們邀請幾位當年的文學青年、如今的文學中老年，講述他們自己的堅守與困頓，講述他們和室電動床推薦用命運書寫的文學情緣和被文學書寫的人生命運。
星 火
“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
他不習慣“城裡的空氣”，盡管在市區有單位分的房子，但始終住在幾十公裡外的青木關鎮上；他“大器晚成”，40歲時由鎮文化站長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社，11年後摘取范長江新聞獎，為重慶新聞界第一人；他堅持當“田坎記者”，謝絕報社提拔他當領導，一心一意跑“三農”，先後當選黨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
他就是羅成友，今年64歲，個子不高，腰桿挺直，雙目炯炯，雖已兩鬢染霜，仍奔走區縣農村采訪，署名“本報記者羅成友”的報道仍常見諸重慶日報，堪稱重慶最高齡的一線記者。盡管他已退休，一般情況下不能再署“本報記者”，重慶日報還是給瞭他這份殊榮。
羅成友還有一個身份：滴翠文學社第一任社長。從300多公裡外的雲陽縣采訪歸來的那個下午，他從上午的采訪者變成瞭采訪對象：
我是青木關鎮關口村人，“文革”期間上的初中，喜歡寫東西。有一次學校組織拉練，步行去紅巖村參觀，回來讓每個學生寫作文。結果語文老師在我的作文本上批：作文還是要自己寫，不能抄襲。那一刻，我既感到委屈，因為一字一句都是自己寫的，也感到驕傲，因為他的批評也可以“理解”為表揚。
由於傢庭成分不好，我就沒上高中，初中畢業回傢務農，在生產隊種喂豬的牛皮草。後來重慶罐頭廠要來青木關發展，需要蘑菇當原料，生產隊安排我去鎮上種蘑菇，當蘑菇技術員。
到瞭鎮上，有條件看到多種報刊。有空的時候我就寫點東西，兩年寫瞭40多篇。那時醫療電動床有的報刊不用會給你退稿，雖然一篇都沒發表，但退稿信接瞭一堆，搞得單位盡人皆知。這時，一個領導背後說：“他的稿子要能變成鉛字，我拿手板心給他煎魚吃。”
說實話，屢投不中，我也打算洗手不幹瞭，但別的同事轉告我的這句話，深深刺痛瞭我。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寫出個名堂來。當我寫到60多篇的時候，終於有篇五六百字的影評變成瞭鉛字，發在區電影公司主辦的四開小報上。
後來，我在溫室成功培育出香菇，這在重慶是最早的，興奮得搬起香菇就往鎮上電動按摩調整床的照相館跑，抱著香菇拍瞭照，將照片和消息一起寄給重慶日報。三天後，重慶日報在第二版圖文並茂刊出，這是我的第一篇新聞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1984年，青木關要成立文化站，由於我發表瞭幾篇文學作品，也有一些新聞報道，小有名氣，領導就讓我當文化站長。當時的青木關屬於巴縣管，巴縣師范學校、巴縣四中等坐落在這兒，公教人員多，文化氛圍濃。往前追溯，青木關也有文化底蘊，遠的不說，抗戰時期，重慶是陪都，國民政府教育部就在青木關辦公，中央國立音樂院在此辦學。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熱很快波及我們這個小鎮。當時巴縣師范學校的語文教師郭永明、鳳凰小學的王新覺、青木關教辦的陳顯明、陶瓷廠工人李煉等人，都是文學的追求者。後來，郭永明、王新覺成為文學社的第二、第三任社長，陳顯明很高產，李煉則成瞭我在重慶日報報業集團的同事，這些都是後話瞭。
於我而言，1986年1月18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青木關地區42名文學愛好者，包括10多名青年農民，聚集在文化站那間破舊的屋子裡，無記名投票，通過瞭文學社章程，選出瞭理事。由於我既是一位文學愛好者，又是文化站長，難以推辭地被推舉為首任社長。
這個文學社的傢可不好當：沒有一分錢的經費，沒有一塊刊登作品的陣地，更沒有專職的工作人員。於是，大傢商定：經費，每位會員每年交兩元會費，一年有80多元來買紙張辦刊物。靠著一塊刻蠟紙的鋼板，一部文化站的油印機，文學社開張瞭，我們辦起瞭每月出一期的《滴翠報》，每季度出一期的《滴翠》文學雜志。雜志出瞭10年，報紙至今仍在出版，第四版是副刊。
給予這個文學“嬰兒”呵護的人太多太多，尤其讓人難以忘懷的是社會的關愛。為鼓勵文學社會員創作，青木關種花專業戶錢發科、餐飲個體戶周麗華、私營企業主茍正義，先後為文學社設立瞭“滴翠文學獎”和“滴翠新聞獎”。錢雖不多，總共幾百塊，但在清苦的日子裡，幾塊錢獎金也是莫大的激勵。
“有個問題我一直沒搞懂：錢發科文化程度不高，當時為什麼拿出錢來贊助文學社？”發此疑問的是青木關鎮黨委書記王泓維，這位70後幹部也是一位“文青”，初中時就寫過得滿分的作文——這篇作文的開頭是：“物質上，我知足常樂；精神上，我不知足常樂。”他轉戰過4個鄉鎮、街道，唯獨青木關有傢文學社。
當記者將王泓維的問題轉達給74歲的錢發科時，這位青木關的首個萬元戶，已對當年贊助文學社的動因記不太詳細，隻是說：他們宣傳好人好事不錯。
翻開羅成友的剪報，一篇發表在30年前《重慶工人報》上題為《小鎮上的文學獎》的文章，有王泓維要找的答案：
那是初冬的一個上午，也是在這間辦公室，老錢走進來，屁股還未落座就問道：“羅老師，聽說你們組織瞭一個滴翠文學社，是嗎？”
“是呀！”
“有哪些人參加呢？”
“都是我們這個小鎮上的工人、教師、幹部，還有農民，你也喜歡文學？”
“不，我文化低，與文學沒緣，我想瞭很久，想為你們設立一個文學獎，為繁榮文學創作出點力！”
眼前這位樸實、憨厚的農民，轉眼間就令我刮目相看瞭，我忙拉住他的手：“感謝你對我們這個小鎮文學社的支持……”
1991年，羅成友由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1993年，他被破格調入重慶日報做記者至今，一直從事“三農”報道，“我能取得後來的成績，跟在文學社時養成的習慣分不開，既要理性思考也要形象思維，這樣寫的新聞報道才有洞察力和可讀性。‘三農’新聞長在土地裡，我要為農民寫一輩子，直到跑不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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